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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匠人罗管事——记我的父亲罗泽民
作者: 罗永德 丨 2021-1-20 9:04:28 丨  阅读(3034) 丨 收藏
     内容提要(故事梗概):
    自贡因盐而兴,被誉为盐都。于1939年9月1日成立自贡市,直隶四川省政府管辖。自贡有众多的盐井,自然就有众多的盐工。盐工(工种)有很多类别,按作业场所大致分为:灶房上的作业人员(如烧盐工),井房上的作业人员(如捣堆工、抠水工等),车房(盘车房)上的作业人员(如使牛工,后来的机车工),还有就是输卤管道方面的人员(如敷设、维修笕管的笕工),等等。其中,盐场上有一批专门负责打井、治井、修井的人员,是整个盐场的先行者。“井口管事”就是这一批人员中的总管,盐场上的高级匠人。盐场上前三种人,一是资本家(包括股东)、二是掌柜(包括账房)、三是井口管事。资本家当然属于资方人员,掌柜属于职员,井口管事属于技术匠人。我父亲就属于盐井匠人中的高级匠人——“井口管事”。所以,本文以“盐井匠人罗管事”为题,记述我的父亲罗泽民,在自贡盐场上所经历的一生。父亲16岁(1913年)到自流井打工,到1972年退休,六十年来,从一个短工到井口管事。当然,父亲算不上达官贵人,但在盐场上的匠人中,还是一个佼佼者(大管事之一)。身世不显赫,但职业上也有所贡献。故,记之,颂之,念之。

    我父亲生于1897年农历五月十六,卒于1994年7月,享年97岁。原籍四川威远县李家坪人。父亲16岁只身到自流井盐场打工,直到1972年退休,在自流井盐场一干就是六十年。当时,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着实饿了两天饭。所以,父亲一旦找到了活路(工作),就巴心巴肠地干,死死抱住甑子(饭碗)不放。在盐场上睡了三年的篾包子(用于装盐的竹篓)。父亲几乎干过所有盐工的活(盐工工种),也干过厨师,甚至还在威远黄荆沟挖过煤(用于自流井盐场烧盐)。最后,在自流井大盐商王和甫的盐场上落稳脚。父亲暗暗誓言这一辈子:“吃死的白米饭,穿死的毛蓝衣”。
    父亲四十多岁才结婚。按岁数论,我们与父亲之间差了一代人。往前,听父亲摆,他看场活上那些拖家拖口的,拖得遭孽(艰难)。所以就有些看破婚姻。说,一个人过日子,好坏都是一人的事,不连累他人(老婆孩子)。没有拖累,就没有啥子(什么)牵挂的,求一身轻松。后来,祖母常常守着父亲哭,要他成家。父亲心软了。加之,这时的父亲已经是山匠管事了(负责打井的匠人),可以靠手艺吃饭了。在盐场上算是站稳了脚跟。所以,答应祖母成家。
    父亲在盐场附近荆花弯石滩坝儿(自贡市大安区荆花弯),租了一座房子,现买家具、锅瓢碗盏的,把母亲接到了家里。母亲比父亲小二十多岁,四川资中人,姓郭。结婚后,跟父亲姓。母亲读过小学,能够识字,那时算是有文化的了。父亲以前也读过几天鸡婆弯儿(私塾),由于手心挨了先生的尺子,放学的路上,一气就把书篼和书一起甩到了田里。回家后,就再也不愿去上学了。曾祖母有些溺爱父亲,说,读不得书就不读呗。后来,父亲也能认得些字。
    以前,不识字的人多得很。一个人学手艺,或有没有手艺,与识不识字没有多大关系。手艺靠师承相传,口手相授,大多没有文字记载。盐场学手艺更是如此。不是师徒关系,一般是不会传授手艺的。即便是师徒关系,在过精过脉的地方(关键之处),师傅也不一定会教给徒弟的。所谓,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
    一个人要拜师学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师傅收徒弟,也是相当严格的。对徒弟,不仅要求本分,还需要机灵。徒弟对师傅,那可是比对自己的父亲还要好。拿烟倒茶,打洗脸水、洗脚水,甚至倒夜壶(尿壶),都是徒弟的事。所以,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也有通情达理的师傅,对徒弟也是比较宽容的,甚至也有爱徒如子的。
    至于父亲拜了哪些师傅学手艺,我不记得他说过没有。父亲收徒弟,倒是隐约听他说过,先后正式非正式的收了十个徒弟。但我没有见到过一位。因为,父亲他们都在盐场上,没有什么上下班的,也没有什么星期天的。一般都是月中打账(关薪),送钱回家时,才在家呆上一、两天。还有,父亲从来不让我们姊妹到盐场上去,说是怕生出是非。有什么事,都是带口信。
    在父亲还处在打短工的时候(没有固定工作),父亲遇到个八字先生曾去算过命。父亲对八字先生说,想去当兵。八字先生说:你去当兵,包你当个连长,不带一块粗皮子(不受伤)回来。虽然八字先生说得好,但父亲并没有去当兵。后来,父亲又碰到个摸相的(瞎子摸相师),也去摸过相。摸相师先是摸摸父亲的手掌,然后又摸摸手腕及小臂,摸摸停停,动作缓慢细致,其间没有开腔。父亲看摸相师不开腔,也想试试摸相师的手艺如何(摸相准不准)?就对他说:“我满手茧疤,一个下力人。”摸相师听了摇摇头,不快不慢地从鼻腔里发出声来:唔唔……然后才开口,语气肯定的说:“你不是下力人,你是个手艺人!你手上(手掌)粗(粗糙),你这里(小臂)不粗(皮肉细)。”父亲听后,嘿嘿的笑。心想,这个瞎子摸相还算准(当时的父亲确实已经是个井口匠人了,肯定算得个手艺人)。摸相师又说:“你还有把年纪呃!”我父亲说:“以前算命先生说我岁数不大(不长寿),你说我岁数大?”摸相师不屑地说:“你去吐他几叭口水。你活不过八十,你来找我,把摊子给我削了(推了)”。父亲嘿嘿的笑,心想,到那个时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不过,我父亲确实长寿。父亲每每摆到这些阴阳八卦的事,就念叨:“迷信迷信,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父亲自在自贡盐场(1939年设立自贡市)干活以来,足迹遍及贡井(地区)、自流井(地区)、大坟堡地区(属大安区)、大山铺地区(属大安区)。父亲到退休时(1972年),到底经手了多少口新井打凿、旧井改造、故障井修治,他自己都记不清了。遇到过干腔井(瓦斯)、卤水井、气水井(既产气又产卤),黄卤井、黑卤井、盐岩井,还有气、油(石油)、卤三位一体的井,一一俱全。真正奠定父亲辉煌业绩的,是在大坟堡(大安区)扇子坝儿的几口盐井的打井、治井上,那可是自贡大盐商王和甫最为发达的家业井。特别是开凿正雄井。1922年开凿,后因盐业不济,400多米处无望而停锉。后来新井主王和甫接手,继续开凿。在自贡盐路不通,销路不畅,经济衰落的时期,自贡好多资本家的井、灶都停歇了,工人遣散回家。有“大善人”之称的自贡大盐商王和甫坚持不停产,不遣散工人。这使得在他盐场上干活的工人,包括我父亲大为感动。工作更是把细又把细,生怕把活干炸了。处处想着盐场、想着资本家。大家都知道,只有资本家在,场合才在;只有场合在,大家的饭碗才在。父亲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绔场合(进单位),要绔大场合(大单位)。大场合,实力大,才抗得起(风险)。遇到好老板,那就是你这一辈子的幸事。父亲退休后,还常常提醒我们:进厂,要进大厂。父亲接过正雄井,在旧井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深井加凿。井腔垮塌,填腔后继续凿。又垮,又填,再凿。终于于1946年见功,井深992.2米,为大口径的盐岩、黑卤、气井。正雄井是扇子坝儿地区又一口高产、稳产的盐井。盐井见功,父亲挂红(受奖励)三十万(法币),一时轰动了盐场。
    听父亲说,钱是用枕头倒出糠壳来装的。扛回家后,祖母、父亲、母亲商量,准备拿回母亲老家资中去买地。俗话说,乐极生悲。父亲挂红的事可能影响太大,不少人都有所耳闻,也惊动了盗贼,被贼人盯上了。加之,住家是单地房儿(单独的一座房子),没有邻里,比较偏僻。父亲白天夜晚都在盐场,平常也不在家里。家里就祖母和母亲。一夜之间,家里被偷了过精光。祖母悲叹,母亲哭泣,父亲叹息。父亲安慰祖母和母亲道:不要伤心了。钱没得了,又找就是了的。
    没过几年,自贡解放了(1949年12月)。父亲被划为工人。我们子女就是工人出身。也算是我们一家“因祸得福吧”。要不然成为地主,挨斗、挨打是肯定的,甚至被逼死。子女也受牵连,抬不起头,被人欺负。升学、工作(就业)、回城等等,都要受到限制。兴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
    被盗后,全家搬到了王家湾(后为新海井居委会六组,大地名叶家沟),租了两间房(一进两间)和一个偏房(做厨房)。这房子后来又成公家的经租房。王家弯是个大院子,加上我们一家,有五家人。大院子比起单地房儿要安全些,有邻居,相互就有个照应。1958年10月,我便在王家湾出生。由于居委会办幼儿园没有房子,我们便把房子腾了出来,又搬家搬到了下面的余家大院余醪糟儿(以前余姓卖醪糟的)。也是经租房(凉高山街房管所管属)。父亲在世时,我们家一共进行了三次搬家。每次都是租住房,没有一次是我们自家的房子。连单位的公房(福利房)都没有过。有时候,母亲埋怨父亲:你在盐厂干了一辈子,还是井口管事,连一块瓦片都没有得到过。尽管父亲一直都在盐厂上班,在盐井技术方面,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应该是受到器重的。但他就没有主动向盐厂要房子(福利房)。心想,反正有房子住就行了。单位的房子还不是公家的?
    余家大院也是个四合院儿,我们住在上厢房左边。也是一进两间和一个偏房(厨房)。大院有朝门(院子大门)。晚上回家的人,要在外头喊自己家里的人开大门。家里人一时没有听到,有邻居听到了,也会出来开门的。这里属于新海井居委会八组。因为这里有余家空出来的一间大堂屋(原来余家供祖先排位的堂屋)。门槛很高,小孩儿是跨不过去的。这里有大屋子和坝子,且位置刚好处于整个叶家沟的中段,方便两头的居民会集。所以,居委会就设在这里。居民(大多是婆婆大娘)在这里开会学习什么的。他们一边听文件报告时事什么的,一边做针线活或其它手上可以完成的活计。母亲也是居委会的妇联主任。我们一家自然就成了主人家。抬长板凳,倒开水,打扫卫生什么的,我们一家都包了。甚至,我还常常给婆婆大娘们穿针线。
    解放后,自贡市的盐场也好,公司也好,其它什么社,什么厂的,通通进行了公有制改造。公私合营后,这些就成了公家的资产了。大安地区的盐场经公私合营后,成立了建华制盐有限公司。父亲在大安地区的盐场做工,也就划到了建华公司。仍然是井口管事,依然经手打井、治井工作。1957年成立大安盐厂(由建华制盐有限公司和新华第二制盐厂组成)时,父亲又被划归大安盐厂,自然而然就成为大安盐厂的人员了,直到退休。
    解放前夕,自贡已开始使用机器打井。先是顿钻(冲击式),后来开始用旋钻。解放后,大多采用旋钻打井。打出的井多了,采用编号。就有“大1井”(大安1号井)。“大1”与“大意”谐音。父亲听说后,大发雷霆:“办井都大意得吗?大意(麻痹大意)就要拐杖(出事)哒!”后听父亲说,那口井硬是没有伸展过(没有太平过)。解放后,父亲也在扇子坝一带的井场工作。带领工人兄弟伙,打井、治井、修井。哪里有盐井落难(发生事故),父亲就带领队伍去那里取难(修治)。后盐井往大山铺转移,父亲也跟着上大山铺。当然,吃住都在盐场上。八十年代后期,大安盐厂盐卤开始枯竭。1987年,时任大安盐厂厂长李声,委托当时的大安盐厂宣传科科长、大安盐厂厂志办主任赵伯蒂,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发掘大安盐厂卤水的讨论会,专门请大安盐厂盐井技术方面的老同志座谈。其中,就请了我父亲参加。当时,我父亲已九十高龄,是参会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会上,父亲提出,万家桥地区与大山铺盐井的岩层相同,应该有卤水。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我父亲的推断。尽管父亲已经退休了15年,但还是对盐厂怀着深厚的感情,对盐井的情怀一点没有减轻。      
    扇子坝一带的盐井多为盐岩井(结晶盐岩)。新大六井于1965年12月开钻,中途由于钻杆掉井里,一时取不出。父亲决定,在旁边重新打井,所以叫新大六井。1966年2月见功,为大仄子井(大口径井),井径15.75厘米,井深1140米,天车高86米(为当时自贡最高的两部天车之一),初期日产卤水1525立方米,后期为750立方米,后井枯废弃。大十四井在新大六井旁边,1963年5月开钻,1963年8月见功,也是大大仄子井,井径19.85厘米,井深1171.75米,天车高88米(与新大六井为自贡最高的天车),初期日产卤水1350立方米,后期714立方米,后井枯废弃。两口盐井废弃了,但两部天车却巍然屹立着,曾一度成为自贡电视台的片头。最终两部天车由于缺乏维修资金,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天车脚下是密集的居民住房),故全部拆除(这是无奈,也是遗憾!)
    无论火井、卤水井,还是气、水井,有些井通腔的(岩层相通)。有两口井通腔的,有三口井通腔的,甚至多口井通腔。特别是盐岩井较多,原先不通腔,随着盐岩化解后就通腔了。通腔后的井,有的产量大减,有的产量尚可。所以,盐场上就采取,拿产量少的一口井来作为渡水井(往井里注白水),以进一步化盐岩,保水位,让另一口井继续生产。解放前这种技术就已经在运用了。解放后(60年代)大安盐厂的“25井”、“大3井”,也采用了这种技术。不过,父亲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技术方法。用加压泵加大水压,把白水(不一定是自来水)灌入井中。一是强化化解盐岩,二是以此增加盐井的水压,人为地制造压差(单口井、双口井、多口井均有采用)。压力小的井(正常生产的井)卤水被压出井口,喷涌而出。不用潜卤泵抽卤水,也不用卤筒提卤。既保证了在稳产的基础上的高产,又充分发掘了资源,还节约了能源。成本低了,产量高了。“25井”、“大3井”的技术革新,轰动了盐厂。有人就对父亲说:以后就叫你“举水管事”。因此,盐厂嘉奖了父亲30块钱,并被选为自贡市人大代表,与大安盐厂厂领导长肖绍成一起,在沙湾饭店参加了人代会。这是父亲在解放后众多成绩中的一次重大业绩,也是父亲自从事盐井技术职业以来,又一次能够影响自贡盐业史的重要贡献。
    1961年4月17日,朱德委员长到自贡视察,来到了“大3井”参观。他对“水举法”采卤很是赞赏。那天,父亲正好在井场上。一早见盐厂几个领导来打扫卫生,整理井场,父亲就有些纳闷,今天是啥子日子?领导都来打整场合了。果不其然,不久就有几辆黑色馍馍车(小轿车)开来了。只见,警卫人员先下车出来,给另外的车开门,把朱德搀扶出车。接着是自贡市的领导市委书记李塘基下车。这时,大安盐厂党委书记张先德,准备跟朱德握手,不料引来了误会,受到警卫人员阻挡。这时,自贡市市委书记李唐基赶上前去,给朱德介绍,这是我们盐厂的书记张先德。朱德点了点头,警卫员这才让过身来。父亲在远处,坐在藤椅上,眼见了这些情景。父亲没有去凑热闹,也没有开腔,仍然拿烟杆儿,抽他的叶子烟。朱德一行人,在井口周围看了一圈,领导忙着给朱德讲解。朱德不时点头。其间,父亲也没有听到朱德讲了些什么话。
    父亲他们从前打井、治井都有讲究。多少都懂一些阴阳八卦、相山看地的。以前打井没有探测仪器,靠的是长期摸索出来的经验,对地层的掌握,对地形地貌的分析,从而选取井位打井。即便这样,也有好多没有打穿的废井(没有见功的)。打井、治井肯定是要翻黄历书看日子的。父亲识字不多,但还能看黄历书之类的。父亲退休后,每每也要翻看黄历书。即便文化大革命反封、资、修的时期,要过年的时候,街角巷道偏僻处,时不时有卖黄历书的。父亲每年都要买上一本。常常看父亲翻阅黄历书,时不时还教我认读(有不少繁体字)。“建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成开皆可用,闭破不可当”。这些口句,我也能背读。
    父亲是清末民初时出生的人,成为匠人后,也穿阴单布(蓝布)长衫子,到去世时都穿的长布大衫。父亲也喝点酒。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家),用碗喝酒,一次喝了来吐血。看老师(郎中)好了后,父亲听老师的话,就把酒戒了。后又有老师说,可以少喝一点。父亲才又开始喝酒,但绝不会超过二两,而且,只有节假日,或有什么好事情的时候,才喝。没有酒瘾。父亲信中医,不信西医。因为我的第一个出世的哥哥(解放前出生)陶娃儿(父母亲喊的小名),幼儿时得急病送医院,打针后没有治好而去世了。父亲就对西医有些忌讳。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针,也没有吃过一粒西药。并且,告诫我们子女:“死的时候我都不要打针。”事实上,我父亲确是没有得过什么病。有点什么伤风感冒的,就用单方儿(偏方)来治。头闷乎乎的时候,就煮个鸡蛋趁热滚头(额头、太阳穴)。这些都不见效的话,就饿着肚子睡上几天(饥饿疗法),也就好了。
    由于盐场潮湿,不少盐工或多或少都患有风湿病。所以,盐工喝的酒(包括我父亲),大都是有除风湿作用的药酒。喝茶也是盐工必不可少的,而且喝早茶。盐场盐卤、瓦斯(天然气),含有硫化氢及其它有害物质。许多盐工不同程度都得有支气管炎,常年咳嗽(老齁包儿)。早晨几口浓茶(沱茶)喝下去后,化解浓痰,并把浓痰咳吐出来后,一天才舒坦些。我记得,我父亲也喝沱茶,是云南的下关沱茶。用牛皮纸(防潮的那种)包着,像窝窝头样。而且,单独悬挂在楼的横梁上。一是怕受潮,二是怕染异味。泡茶的时候,掰下一撮,再把茶叶分散开来。泡出来的茶汤很浓。有一次,是热天,我口渴急了,端起父亲的盖碗儿茶(有茶盖、茶碗、茶船——三件套),一口气把茶水喝干了。哇——好苦好涩!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好。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喝茶。可谓记忆深刻。
    父亲也抽烟,抽的是叶子烟(毛烟)。当然用烟杆儿。父亲常用的是一根短的,尺许长,可以筒进(插入)袖子里。烟嘴是玉石的、杆子是乌木的、烟斗是铜的。一次要过年了(七十年代),父亲上街喝茶后(退休后,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到大安街喝茶,风雨无阻,顺便买菜),买了一只过年鸡回家。翻过渣口山(今大安烈士陵园两个山头之间的山坳)后,在一丛竹林处,鸡扑腾一下脱了手,父亲赶忙去追鸡,鸡逮住了。但不知怎么的,烟杆儿上的烟嘴挂脱了。父亲发现烟嘴脱了,抱着鸡,在杂草丛中,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只好回家了。回到家里,父亲给我们说了烟嘴掉了的事,我们想父亲老花眼,眼力不好,就叫我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以后的几天,只要我们走过那儿,都有意无意地看看。后来父亲又买了一个烟嘴,也算是一种玉石料的。父亲去世火化后埋葬时,我们把他的这根烟杆儿,也一起下葬了。算是给父亲留个念想。
    父亲抽的烟,是买的成品(两头小,中间大)。专门有人做父亲的烟生意。送一次货就是一皮背篼儿(小的密实的竹背篓)。其实,我父亲本人抽烟抽得少,大多数都是散(发)给了干活的工人兄弟伙。父亲向来对他们都好,和气,不拿架子。安排工作时,也尽量为工人着想,不让他们太辛苦。工人兄弟伙都说,罗管事是个大好人。所以,他们很受父亲的调遣、指派。用场面上的话来说,很买账。冬天的时候,父亲还天天找些烂木头来生一堆火,让大伙烤火(取暖)。父亲本人却远坐一边。兄弟伙问父亲,你老人家又不烤火,就跟我们烧火?父亲笑着道:人是乌龟,越烤越萎。我怕,我不烤火。你们烤热和(暖和)了,才好干活。解放后,有领导过问父亲:你又不烤火,你还天天用木材给他们烧火?言下之意,是不是浪费了?父亲从容地答到:大伙烤热和了,手脚才灵活,干活才麻利。还有,大家都在一堆,一喊干活,大家齐齐步步就去了,用不着到处找人。这些都是些烂木头,倒了(当垃圾)才可惜。领导:哦,你还有这个用意的哈。领导赞许地笑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盐厂大搞“化咸运动”(把被盐水、卤水长期浸泡过的盐土、渣、木等,用水进行浸泡,待其中的盐分泡出来后,再进行煎熬制盐)。父亲从不去参加“化咸”。有领导问父亲:你怎么不去参加化咸?当然是责备的。父亲不慌不忙地:我去干那些事去了,哪个来治井?这井口,碗口大,几百丈深。看不见,莫不着。全凭脑壳想,站着想,坐着想,睡着想,我脑壳都磨光了。平常,你们都下班了,我还在井场上。取难(治井)的时候,白班、二班、夜班,三班倒,我却始终一人。父亲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不是编来说的,大家也有目共睹。领导看父亲冒火了,忙说:哟管事!说着说着就走火了?你岁数大,就不去参加“化咸”了。只要你早日把井取太平(排除故障)了,就是帮了“化咸”的忙,对大跃进的贡献。父亲也缓下语气,转过弯儿来,说:我是个大老粗,没得文化得(的),爱冒火。你不要多心哦!最后,大家都嘿嘿地,一笑而过。
    父亲虽然身居管事,岁数也最大,但并不居功自傲。能够自己做的事,都自己做。哪怕收拾工具这些小事,现场没有人时,父亲就亲自动手收捡。就有一次,工人下班了,现场的工具没有摆放好,有些乱。父亲就从藤椅上起身,前去收拾工具。手刚刚碰到“锉杆子”,突然身后轰的一声巨响,堆房的一角垮塌了下来,正好砸在藤椅上,把藤椅被打了老远。父亲先是一惊,后就是一喜。心想,一个人多做点好事,会有好报的啊!如果父亲不去收拾工具,仍坐在藤椅上,不被砸死,也被砸伤。这类事,父亲还遇到过一次。父亲每天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工人们都知道父亲有这个习惯,从去不打扰。那天,父亲居然没有睡意,就上街喝茶去了。走后不久,父亲住的房间,房顶突然垮塌,篱笆及灰土正好砸在床上,罩子也打烂了,铺盖(被子)被埋。有工人惊呼:着了(遭了),管事在房间儿里!另外一个工人说:管事不在,我看着他出去了的。有工人到街上把父亲叫回井场。父亲看到现场景象,没有叹息,反而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心想,又逃过一劫。工人兄弟伙都说,管事嘞,好人有好报啊!
    在井口坝儿,不论打井,还是修井、治井,开工那天,肯定是要选黄道吉日的,并且要“开大红”。所谓开大红,就是买一只雄势的大红公鸡来,在井口处,设一个香台。一对蜡烛(敬天、地),三支香(敬人、鬼、神),一只大红公鸡(鸡血驱邪除魔),进行祭祀。一是祭井神;二是用血(红色)驱邪。杀鸡时,用碗装好鸡血。在鸡血未流尽之时,倒提着鸡,绕井口一圈、围着天车走一周,让鸡血一路滴在地上。碗里的鸡血用鸡毛蘸起来,洒在各种工器具上、井口坝儿周围,以及角落阴暗处都洒上几滴。同时,嘴里念念有词:天灵地灵,井神灵,保我诸事顺,井灶火旺,盐水流不停。各位神,各位仙,请为我把路开。诸位鬼,诸位魂,在此有礼,莫扰人。一番简单的祭祀,请神护佑,驱邪除魔,以图吉利,诸事顺当。
    鸡是伙房厨师专门为父亲买的。祭祀活动完后,厨师要把鸡单独给父亲做成菜。头蹄脚爪(头、翅、腿、脚、爪),做成凉拌鸡,并在盘子里摆成一只整鸡状,给父亲送来。当然,鸡汤也要送上一碗。大方点的、会处事的管事,会让厨师把其余的鸡汤、鸡肉、鸡杂,送给大伙吃,也算是打个牙祭(吃肉)。厨师把做好了的鸡汤、鸡肉给父亲端来时,父亲要拿十个铜钱给厨师,以示谢意。厨师拿到酬金后,到厨房,再拿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帮手。盐场上的这种人情世故,不是我父亲一个人才这样做的,而是一种传承。
    父亲开大红的习惯,解放后,包括在文化大革命反封、资、修的时期,也没有停止过。盐厂领导,还有工人都怕盐井出事,所以默许父亲的要求。食堂买菜时,一并把鸡买回来(但一定是雄势的大红公鸡)。父亲也知趣,不再设香台,在井口杀鸡的时候,把其他人支开,动静尽量小些,嘴里的祷词也不念出声来。简要祭祀完后,叫厨师把鸡拿厨房去(反正,鸡也是食堂买的)。厨师把鸡做成菜品,送食堂窗口出售。要吃的,凭菜票买(饭、菜票用钱买)。不管好不好卖,食堂都要给父亲留一份。这一份,是厨师单独装盘的。里面头蹄脚爪一样不少(都有一小份)。父亲也拿菜票去买。当然,父亲也不再酬谢厨师了。做过祭祀的鸡,父亲还得吃,才有“人、神共享”的和谐意味。
    父亲于1972年,在大安盐厂退休。单位不让退休,但父亲执意要退。原因还是害了儿女病。我哥是老三届知青,但没有下乡。不是哥不去下乡,而是被父亲阻拦了。父亲知道农村的艰辛。当初,自己就是为了逃脱农村,才来到自流井盐场的。现在,孩子却又要到农村去。所以,父亲万万不能答应。为了哥有工作,父亲决定退休,让哥顶替进厂。但有领导说,没有下过乡的,不能顶替进厂。父亲心想,老子干了一辈子,为盐厂做了那么多贡献,顶替个娃儿(孩子)都不得行!老子实是不干了。父亲说,那好,你们就把我女儿给我顶替回来。所以,我四姐下乡才几个月,就顶替父亲,进了大安盐厂。领导又说,你子女顶替回来了,你还是不能走(退休)。我父亲说:我没得那么不要脸,人都顶替进厂了,还赖着不走?
    我们家六个人,除父、母亲外,有一个哥(排行老三)、两个姐(四姐、五姐)和我(排行在六)。一家人就靠父亲一人供养。父亲工资高,每年过年的加班工资(双薪),就够我姐和哥三个人一学年的学费。退休后的工资,每月八十多元,肯定算高收入了。1975年9月1日(我读书开校报名的日子)。早上,我母亲吃着吃着饭,哽咽着抽搐了几声,像是吃饭哽着了,便趴在春凳(茶几)上。父亲这时还在床上,听到母亲哽咽抽搐的声音,感觉不对,忙撩开蚊帐,偏着头看母亲。一看大吃一惊,并大喊我:六儿!你看你妈怎么哪?我慢不经心的说:妈吃饭哽着了。父亲道:放屁!你看你妈的口皮都乌了(发黑)。母亲送到医院时,已经去世了,经诊断为脑溢血。母亲比父亲年轻,结果却走在了父亲的前面。父亲常常念叨:这就是命呐! 
    父亲身体一直都好,没有什么大病。生前,说到生死的话题时,父亲说他会死在六月间(农历)。我们回他的话:你都算得到自己的生死?言下之意,你不会死。但随着年龄的曾高,器官渐渐衰退,父亲于1994年7月,在我住的家里(五星街东锅12栋一单元四楼11号)去世,享年97岁。还别说,父亲真的说准了他的大限。

    记述写到这里,暂作结束,算是我对父亲进行的又一次回忆与怀念,也是我六十年来,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一次。我相信,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注:1、本文应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约稿而写,研究中心正在编辑出版之中。今见大安区作协关于“自贡市大安区2020年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征文启事”,故作为应征稿投稿。
    2、此文主要是听父亲生前讲述的。文中涉及到的有些史实,由于时间久远,缺乏详尽的文字记载,可能会有误。见谅。
    3、本文参照了以下书籍、资料:《自流井盐业世家》、《自贡文史资料选辑》、《中国自贡井》、《自贡历史之最》、《自贡文史》、《中国古代钻机、采气技术》、《遍地盐井的都市》等。对以上书籍、资料的编辑、作者,深致谢忱!
    4、还有,本文得到了曾是我们家邻居的,原大安盐厂宣传科科长、四川省盐务管理局办公室原主任、四川省志 盐业志主编赵伯蒂先生的斧正。以及有关盐文化研究人员的帮助。在此,一一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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