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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怀堂风云录
作者:龚 伟 丨 2021-2-3 9:51:03 丨  阅读(1423) 丨 收藏
     公元2010年4月一个晴好的下午,应文友李觉英之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是一栋普通的红色砖混楼房,位于贡井区虎头桥公路边。在这栋房子三楼的一套二室二厅里,李觉英热情接待了我。这位五十开外的男子,有着宽阔而黝黑的面庞,敦实的体魄,健谈、开朗的性格总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看上去比往常更开心,原因是作为普通教师的他,荣获了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这是他没想到的,为此他看上去特别开心。李觉英有把漂亮的小提琴,轻舒手臂的他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轻快地摆动着,于是,那看上去极其平常的小屋便荡起了轻松、优美的旋律。
    晚餐时分我们开始在酒香里推杯把盏。酒,是一种好东西。它可以让诗人们“斗酒诗百篇”,让色香味美的菜肴渲染出更融暖的氛围,也让我们的交谈更加欢快、愉悦。所有的谈话都是轻松愉快的,李觉英不自觉地谈到了他父亲,他的家族,还谈到了三多寨李陶淑堂、刘安怀堂。他说:“我知道你了解三多寨,但我知道的事你却未必知道。毕竟我是三多寨李陶树堂的子孙,也是刘安怀堂的后人。”他边说边为我和他的小酒杯把酒斟满,“嘭”地碰了一下,我们一饮而尽。“你想知道解放前的刘安怀堂吗?”他注视着我很认真地问道。看得出他心情特好,摆龙门阵的兴头正浓。我笑了,点点头算是对他的回答。他开始向我娓娓道来: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解放前,自贡盐场由井盐发家致富的盐商,都会修建些不同规模的豪华住宅。那些住宅一方面用来居住,另一方面也是各家族重要事务的管理中心。它一般是以“某某某堂”的形式命名,作为一个家族的象征,按当下的说法,它就是一张名片、标签,因为那些堂屋可以折射出盐商家族在社会上的名望、地位和影响。正如自流井老盐场的一句俗话:‘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这王,就是“王三畏堂”,李则是“李四友堂”,这李、王两家是自流井老四大家族的两大家族。当然另外两大家族也就是‘颜桂馨堂’和“胡慎怡堂”。此外三多寨我祖上的“李陶淑堂”、“刘安怀堂”也是颇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刘安怀堂占地约1000平方米,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于民国初年建成,它坐落在三多寨东北面山巅上,呈西北向东南的堂屋走向。堂屋的主人就是我外公?——刘庆堂——自流井盐商。刘安怀堂的“安怀”二字是有出处的。所谓“安怀”,出自《论语﹒公冶长》,即孔子对学生颜渊、子路谈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的意思是说,让年老人的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当然啰,安怀堂还有另一层意思:我曾外祖父刘举臣最初是在富顺县赵化镇开中药铺“安怀堂”起家的,也就是说,取这个堂名,也是对祖上创业之初期那些艰难是岁月的纪念。新建的刘安怀堂构造新奇、时尚、装修华丽。楼房主体呈纯象牙色。它融东、西方文化、建筑艺术风格于一体,洁白的雕花墙体,圆形拱门、底楼走廊外边罗马柱造型独特。它的外形设计、构造和贵州遵义会议旧址有些近似,但又有所不同:(1)、后者为两层,安怀堂为三层(2)、后者走廊为木质栏杆,安怀堂为石质雕花栏杆(3)、后者是独立楼房,刘安怀堂侧面建有配房数间;另外和楼房连接的花园更别有一番情致:园子里兰草、蕙草、茉莉花、海栀子香气四溢,当清晨从睡梦里醒来的时候,那清幽幽沁人心扉的香气会给你一个好心情;隆冬时节白梅花开了满枝头,随风飘落之时,恰似飞舞的雪花,梦幻般让人浮想联翩,寨子上的人们盛赞它为‘香雪海’池子里游鱼浮动,鳞光闪闪;葡萄架上一串串黑珍珠似的缀满清晨露珠的葡萄惹人喜欢;还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高耸云间。中间是个坝子,它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那园子在我年少的父亲看来简直就是天堂!
就在这天堂般的住宅里,一些丝丝缕缕的往事却是鲜为人知。

    (二)
 
   ‘知道孙瑜不?’他突然问我。‘你是说老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他点点头,继续说道:就是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严肃批评了《武训传》的内容,也由此这部电影被禁止放映。八十年代中后期《武训传》才得到公允的评判。就是这个被称之为诗人导演的孙瑜,就曾住在刘安怀堂。
    孙瑜出生在重庆,但他是自贡人。他祖父17岁那年不甘心仁寿老家杨家山的贫苦生活,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自流井。在自流井,他做事情还算顺当。当过短工、学徒,后来开了一个打铸银器的小店子,再后来他在自流井成家,娶了老婆梅氏。但这个梅氏红颜命薄,她生下孙瑜他爸不久就去世了,接着,他祖父又娶了一个姓刘的女人,这女人就是孙瑜的继任娘娘(继祖母)。在生意场上,孙瑜的祖父有些财运,他和我祖上合资开凿了“上丰井”、“汲卤井”两口盐井发了财。两口盐井经营一段时间出现亏损后卖掉了,他祖父便在贡井石灰窑采泥塘购买了一套青砖瓦房,并且买了几亩田租给人耕种,自己则悠闲自在,能安享清福。在这期间,孙瑜他爸考中光绪年间的举人,这在当时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但是他继母刘氏却是个怪物,对孙瑜他爸向来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总爱找茬,眼看中了举人,又是讨老婆(娶妻)的时候了。她居然强行要孙瑜找一个胖得像堆肥肉似的女人,那女人是她远房亲戚,家住贡井住鹅儿沟,绰号人称“五花肉”。当然,这是终身大事,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孙瑜他爸当场就和刘氏闹翻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这位倔强的举人当然不愁饭吃,他在重庆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就这样安顿了下来。不久娶了个大家闺秀,那女子端庄贤惠知书达礼,很有教养。她姓王,就是后来孙瑜他母亲,她是重庆小什字街一家香粉老店“桂林轩”王家大族的女儿。后来就有了他和两个姐姐以及两个弟弟。孙瑜12岁那年,先后和他母亲、他二姐还有姐弟几人回到自贡贡井,那是孙瑜第二次回贡井老家,就在那年,我们同宗祖辈的李子贍和他二姐喜结良缘,娶亲那天就是孙瑜陪她二姐孙成琚来到三多寨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策划了 “7.7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东北、华北等东南沿海城市的中央工业基地和大部分群众纷纷迁往内地躲避战乱,上海沦陷前夕,孙瑜也从上海历尽艰险回到重庆,几经周折后来到自贡三多寨寓居在她姐姐孙成琚家里。
有一天,孙瑜在他姐夫在李子贍的陪同下来到了刘安怀堂。刘安怀堂里我父亲刘云汉、李陶淑堂的李融宣、李声庸、刘毅恭(我五舅)等人正在排练川剧折子戏赵熙的《情探》。那时候,三多寨的盐商、富人十分盛行看川剧,尤以李陶淑堂的人最为痴迷。自贡有名的“凤仪班”、“富春班”都是李陶淑堂、刘安怀堂的常客,他们上演的《穆柯寨》、《双贞烈》、《情探》等剧目受到了三多寨地主、盐商、达官显贵的喜爱。受此熏陶,我外祖父刘庆堂组织了一个业余川剧社,名叫“咏育社”,当时咏育社在三多寨很有名气,主要吸收了一批青年人参加,又聘请了几个著名的川剧老艺人进行训练。这个剧团相当于我们现在“卡拉OK”性质,办来自娱自乐的。
    那是个隆冬时节,天气虽然明朗,但冬天的寒意依然弥漫在三多寨冷清、安宁的山野之间。孙瑜戴顶黑色绅士帽,外罩麻灰色的大衣,侧分的黑发油光可鉴,他高挑的个子,清瘦但和颜悦色的面庞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和李子赡谈笑之间走进刘安怀堂“彭城第”大门后,看见我父亲和剧社的小青年正在锣鼓喧天兴头十足的场面便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观看起来。很快小伙子们看见了他俩,兴冲冲地围过去,经介绍,小戏迷们得知陌生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大导演时,一下子就兴奋起来,那情形就跟今天的歌迷粉丝见到了刘德华一样。李子赡和孙瑜的示意大家坐下。微风吹过,偶尔有白梅花的香气随着冷风飘忽。孙瑜微笑着环视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这房子修得真好,院子也别有一番情趣的!如果是在上海,这样的房屋倒不足为奇,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能见到确实有些意外啊!接着他说道:你们排练得很好哦。只是如果能结合眼下国难当头这一历史重大历史事件来编排折子戏的剧目那就更好了。你们想想,可不可以借用一些历史剧来编排呢?比如,《屈原》、《易水寒》等剧目都可以改编成折子戏的,用来唤醒我们身边的人们,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决绝精神投身于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不是更好吗?﹒﹒﹒﹒﹒﹒孙瑜的一席话让小青年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似的,一下子茅塞顿开。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要求下,孙瑜住进了安怀堂,以便于指导他们新编川剧折子戏《易水寒》和《屈原》。在这过程中孙瑜和我父亲那些咏育社的年青人曾合影留念,那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抄家过程中损毁了。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惜!我父亲解放后进入自贡川剧团成为了一位专业的川剧编剧,这和孙瑜来刘安怀堂对他的教诲、指导有很大的影响。
    “没想到!”我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没想到的事多着呢,来喝烧酒!”李觉英笑呵呵的,再次把酒杯斟满酒,我们一饮而尽。
 
     (三)

    “在三多寨的走廊栏杆上有八块碑文非常珍贵。它是刘光第亲手撰文为我外祖祖(外曾祖父)写的一篇寿序。”他有些兴奋地继续对我说道:安怀堂的建成和刘光第有一定关系!
    有一年,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外曾祖母黄宜人两位先人准备因为六十、五十大寿大宴宾客,作为义子的刘光第亲自撰文手书一篇寿序《诰封奉政大夫刘举臣六十暨配黄宜人五十寿序》用以祝寿。这是一篇以规为颂的寿序。在寿序里,刘光第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本欲在颐和园举行规模庞大的庆祝盛典,但就在这时中日战争爆发,面对清军连续战败,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严峻现实,慈禧太后不得不取消了颐和园的祝寿大典这一事例,规劝举臣公居安思危:‘余谓方今时事阽危,高瞻远瞩之士,宜有深怀,约乡里贤人长者,尚诚朴,去奢伪,正人心而厚风俗。悉罢一例浮虚不急之费务,储财积谷,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在这里刘光第的‘择深谷险远能保安之地为守备,以防大患。’这一建议为后来我外祖父所采纳,所以有了偏僻之地三多寨的刘安怀堂。
    有关我外曾祖父刘举臣和刘光第的关系有些文史资料说法不一,有的说刘光第是刘举臣认的同姓不同宗的族侄;有的说举臣公认识刘光第时已经是饱学之士了......这是不客观的。我外曾祖父,祖籍广东,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刘氏祖先自广东迁至威远县观音滩(今双河口)一带务农。道光末期,随着富顺一带井盐产销的日渐兴盛逐渐带动相关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刘氏祖先由此举家迁往富顺县赵化镇居住,并开一家小型的中药铺,取名《安怀堂》。在二三十年的经营中积累了相当部分财富并开始购置房产。在此过程之中,安怀堂的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结识了以剃头为生的刘光第的父亲。在彼此的接触中,刘举臣发现幼年的刘光第很有灵气,绝顶聪明,但出身贫寒。在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读书的,正如诗人导演孙瑜在《武训传》里反映的那样,即便读了书也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况且刘光第的父亲是剃头匠,在清代,有两种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低的,这就是剃头匠和妓女,这两类人在当时的四川连加入“袍哥”都是不可能的,参加科举考试就更不可能了。于是,刘光第的父亲欣然接受我外曾祖父刘举臣的提议,将刘光第收为同姓不同宗的义子,接到安怀堂(富顺赵化安怀堂),请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对刘光第和亲生儿子刘庆堂传道授业。外曾祖父后来迁居自流井斑竹林,刘光第也跟随来到新居。这样便改换了他的门第。刘光第果然不负厚望,连中秀才、举人、最后进京殿试高中进士,为光绪所赏识,任刑部主事,四品京堂着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变法。听我母亲说,刘光第是个很有血气的男人,当时在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他是唯一绝不下跪受刑的。在他看来,他上跪天,下跪地,再跪父母双亲和皇帝。所以绝不跪其他人,刽子手出于对他的敬仰也就遂了他的意。当那把锋利的大刀准确地从他后脑下的颈骨和脊骨之间扫过,人头落地的瞬间,刽子手听见翕动的嘴唇在说话:“好刀法!”。这是来自落地头颅的声音,人头落地,身躯却依然站立不倒,这让行刑的让刽子手大惊,立即双腿跪地喊道:“给刘大人道喜啊!”。这句“给刘大人道喜啊!”我母亲从年轻时听说到现在,每当提起刘光第,她都还在念叨。
    戊戌变法失败,刘光第在北京菜市口被害后暴尸刑场多日而无人敢去收尸,因怕受株连。最后还是我外曾祖父刘举公冒着极大风险并出资,暗托可靠人士装殓,极其隐秘地由陆路从北京运往通州,然后装船沿运河运往扬州,转入长江,再溯江而上到达四川泸州,又转入沱江,逆水而上运回家乡赵化原籍安葬。后来我外曾祖父还把刘光第的子女接回家中,一直给予培养、教育直到成人。客观的说,刘光第为振兴民族大业而早殇,被国人所怀念并载入史册,与我外曾祖父在思想上、经济上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四)
 
    1970年代中后期,我父亲李云汉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省文史馆的来信,寄信人是当时四川省文史馆负责整理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历史材料的王善生,他是我五舅公。来信内容主要是询问我父亲是否保存有刘光第的历史遗物和其它材料(王善生了解刘光第与我家族的关系)。我父亲回了信,在信里我父亲介绍了“刘安怀堂”刘光第石刻寿屏的相关情况。五舅公收到回信后,立即向当时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兼省文史馆馆长的张秀熟汇报,张秀熟随即叫王善生给我父亲复了信,请先寄去样本审阅。我父亲收信后,通知了在安怀堂废墟中找到石碑残片的李道微,李道微是我四哥,搬运石碑残片时我也参与了,至今还记忆犹新。四哥后来将此石碑残片上的字迹拓印成纸样寄达成都。不久,富顺县文化馆派来两名干部持王善生信函与刘汉云取得联系,收集挖掘工作就这样开始展开。
    刘光第石刻寿屏,是公元1895年安怀堂刘举臣公六十大寿暨其夫人黄宜人五十寿辰由刘光第亲自撰文并用颜楷体书写的一篇祝寿序,由刘庆堂(举臣公之子,我外公)请当时自贡市著名建筑、石刻家陈葆初临摹雕刻在石碑之上而成。石碑共八块,两面皆刻有碑文。采用的是湖北楚石,质地坚韧。每块高104厘米、宽44 厘米、厚8 厘米,双面镌文。有两块石碑一面刻寿联,大字字径约14 厘米、小字字径约4 厘米;两块寿联背面和其它各块两面均刻寿文,每面竖刻文字六行,满行为14 字,少数有空格,故每面80 余字不等,字径约为5 厘米。此碑当年刻成之后,存于老宅双河口竹林湾,三多寨新修安怀堂落成之后由双河口刘氏宗祠运至三多寨镶嵌在“安怀堂”底楼过道顶上。解放后由于安怀堂年久失修,房屋坍塌拆毁不知去向。
    1981年,在李云汉和富顺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搜寻下,这组石碑共八块全部找回,但部分石碑和自己已经损毁了。记得当时找到的八块中有一块已经断裂了。在找回来以前,那些石碑还在默默无言地为它的主人们家服务!他们有的是附近村民们猪圈里面的石栏板;有的匍匐在鸡窝里,成为了雄鸡们卧榻的地方;有的躺在臭水沟里,他们硬朗的质地在源源不断的污水中沉默着。看得出啊!那些刻着珍贵文字的石碑在十年动乱里也在为他们的新主人鞠躬尽瘁!那八块石碑找齐后,至今还保存在富顺县文物管理局,这也算有了个好归宿......

    (五)

    夜深了,客走主人安。道别之后的我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透过车窗,路边熠熠闪亮的街灯缓缓向身后远去;那些霓虹灯璀璨的光芒毫无声息的被抛在身后;夜宵店暗淡灯光下宵夜的人们在觥筹交错的推杯把盏之间,在猜拳行令之间和吵吵嚷嚷之中逐渐被脚下飞转的车轮碾碎、消隐。
    我想起了刘安怀堂,那是一个月前留给我的印象:阳光从东方空旷的原野上斜照下来,它把灰暗、褪色的,泥灰剥落的“彭城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在古老的青砖灰瓦和石墙构建的堂屋左侧,突兀地连接着当下瓦窑里烧制的红砖墙,它们和上世纪初建成的安怀堂古怪的不很协调地焊接在一起,仿佛一个庞大的爬行在这山巅上正在蜕变的怪物。正门、侧门、窗户为红色的砖块封闭着,似乎它要让安怀堂久远的过去,和着这日渐坍塌凋敝的住宅封存起来,不让它重见天日。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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